本報記者 王燁捷 周凱《中國青年報》(2014年11月19日03版)
  近日,團上海市委研究室聯合華東政法大學團委,針對上海青年的法治觀念狀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培育青年人的法治觀念,關鍵要讓青年覺得法律“有用”。
  團上海市委研究室的相關負責人稱,青年更關註那些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內容,與自己基本無關的法律,他們很少關註,“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在全社會普遍開展憲法教育,弘揚憲法精神的大背景下,要在憲法宣傳中把憲法對公權力的限制以及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講清楚,從而讓青年切實感受到憲法作為根本大法的重要性。”
  在對法律的關註方面,不同的青年群體對法律的關註側重不同,但一個“通病”是,各個領域的青年群體對於憲法這一根本大法的關註度都相對偏弱。調查顯示,青年認為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的法律與自己關係最密切,占比為80.87%,其他依次為勞動者權益保護和婚姻家庭,占比分別為63.83%和61.43%。而對憲法的關註則相對偏弱,占比僅為35.72%。其中,青年學生更傾向於關註青少年維權;青年白領更關註婚姻領域的法律;藍領工人則較為關註勞動者權益保護領域的法律。
  法治中國建設方面,上海青年最期待依法治國能在“嚴格執法”和“依法反腐”上見成效。43.51%的青年認為,要實現“依法治國”,當前最亟待推進的是“嚴格執法”,以下依次是“公正司法”、“科學立法”和“全民守法”,占比分別為26.84%、16.67%和12.98%。此外,59.73%的青年認為,“依法健全反腐制度體系”才可保障反腐效果不反彈。
  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是,青年人在一些問題上,既表現為“懂法、遵法”,但又存在法不責眾的心理,明知不合規定而為之。
  比如,在“闖紅燈”的問題上,70.25%的青年認為,該行為“違法,應當遵守交通規則”,23.16%的青年認為,“只是素質問題,並不違法”,6.78%的青年認為,“違法,但大家都在闖時,自己也會跟著闖”。
  而在盜版書籍或音像製品,僅有28.02%的青年明確表示“盜版違法,不會購買”,超過半數(52.06%)的青年表示,“盜版違法,但比正版便宜,有時也會購買”,另有7.96%的青年“不知道是否違法,但比正版便宜,有時也會購買”。
  儘管有時會購買盜版產品,但這並不影響年輕人們在其他方面遵紀守法並具有正義感。調查結果顯示,當看到他人遭遇歹徒侵害時,81.41%的青年表示,會撥打110,9.96%的青年表示,會直接幫助受害人與違法犯罪作鬥爭。尤其是男性,他們更傾向於直接幫助受害人,受訪男青年表示“直接衝上前與歹徒搏鬥”的,占比11.94%,比女性高出3個百分點,表示“撥打110,並幫助受害人應對歹徒”的為40.3%,比女性高5個百分點。
  年輕人還有很強的權利意識,並能選擇正當的維權路徑。當在網上買到假貨時,51.92%的青年會選擇“與賣家協商解決”,23.45%的青年則會選擇“訴諸法律維權”,但也有23.6%的青年認為,“維權太麻煩,價值不大的話,就認栽了”,僅1.03%的青年會“惡意發帖誹謗店鋪”。
  當遭遇商家拒絕提供發票時,青年的維權意識也比較強,46.02%的青年會“堅持索要,直至要到為止”,22.42%的青年則會“向相關部門投訴”,4.57%的青年會選擇“在網上曝光”,還有26.99%的青年覺得“無所謂,就此作罷”。
  當前各行各業掀起的“法治宣傳”熱潮,雖然得到大部分青年的認可,但也有相當一部分青年對這種宣傳的效果不敢恭維。在被問及是否參加過法治宣傳活動時,65.93%的青年表示,參加過法治宣傳,還有29.06%的青年表示,雖然“沒參加過,但有機會的話願意參加”。親身經歷過法治宣傳的青年中,51.24%的人表示“有意義”,也有48.76%的人認為“意義不大”。
  針對上述問題,團上海市委研究室建議,未來法治宣傳可以多從微信、微博等新媒體渠道進行,同時,傳統的法治宣傳,應在形式上讓青年覺得“有意思”。
  有關守法意識的培養,團上海市委研究室建議,可以採取信用掛鉤的辦法——青年大多比較看重自己的個人信用,要通過將公民守法行為納入信用記錄,來鼓勵青年嚴格守法。  (原標題:敢與歹徒搏鬥,也會買盜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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